女记者调查山村“怪胎” 意外救出24个年轻女孩

2022-06-26 17:22:0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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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家好,我是陈拙。

之前我听过一个段子,叫“刚出生的孩子不要着急丢,再等等。”

这是说刚出生的小孩太丑,等他们稍微长大点就会变好看。

调查记者汤布莱曾接到热线,说有个偏远小山村里,出生了一对女婴,母亲见到后直接被吓晕了。

村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怪胎,谁都想象不出,她们长大后会是什么样子。

汤布莱有种不祥的预感,这两个孩子很可能活不下来。

她紧急驾车赶往小山村,想救下那对女婴。

有人说,做记者太感性了不好,容易偏离正轨。

这话也许是对的。

有一次,我孤身前往一个偏僻的小山村,想救一对刚出生就被宣判了死刑的女婴。

但到了当地,才发现事情远比我想象的复杂。

而我也没有想到,我会因为这对女婴,最终“救出”了24个女孩。

那是2006年的5月31日,我接到一通新闻热线,有个偏远山村出事了:

有个产妇在家拼死生下双胞胎,刚看了一眼就吓得晕死过去——两个女婴身体连起来了。

此事在当地已经闹得沸沸扬扬。

第二天我独自驾车前往,我不仅想抢一个独家新闻,更重要的是,心里有一种不好的预感:

爆料人说,当地村民都感叹这是怪胎,恐怕会给村子带来不祥之兆,要尽早想办法“处理。”

我能想象到的处理方式就是杀死女婴。

距离目的地有300多公里,我中途没有停歇,从早上开车到下午4点多,结果发现当地的乡政府工作人员都去开会了。

我不甘心就此打道回府,在街上问到一个微型车司机,他愿意送我去目的地——梁家村,条件是给他60块钱。司机说进山的路太难走了,我的车根本不可能进去。

为了能早点看到连体女婴的情况,我当即答应了。

不过我想到一个女人独自跟着个陌生男子进山,为了安全起见,决定留张字条给乡政府的留守人员,上面写明我的身份,采访目的和司机车牌号。

微型车很快驶入一条狭窄的土路,连日雨水,道路泥泞不堪,一路打滑。

进山的路(来自央视纪录片《同心劫》)

司机先看出了我很紧张,不断找话跟我闲聊。

我了解到女婴所在的那个村庄很穷,气候恶劣,没有土地,也没有资源,百姓祖祖辈辈靠天吃饭,一年有几个月要靠救济粮度过。

聊到一半,突然车底传来“嘎啦嘎啦”的声音,司机说:“糟糕,发动机掉了。”

然后他掏出几根铁丝把发动机固定住又上路了。

越往山上走越险峻,旁边就是悬崖峭壁,我终于抑制不住内心的恐惧,拽紧了车门把手。

夜幕降临我才赶到了村庄里的一所小学,一看黑板报,今天是六一儿童节。

不仅有老师学生,梁家村的村长和村委会的人都在。

大家热情邀请我先吃饭,我心里记挂着那对连体女婴,跟村长说想先去看看,再回来吃饭。

没想到村长说产妇家离这里还有十多里地,刚下过雨,路很不安全,我想去也去不了。

要在城里,十里地跑个步就能到,但刚才那一路让我还心有余悸,只能作罢。

昏暗的灯光下,没有桌子,大家围着火炉就坐,村长给我舀了满满一碗菜,屋里只有我一个女的。一天没吃饭,我还真饿了。

这一晚,我留宿在村委会的值班室,虽然已经入夏,但山里的夜晚很凉,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,感觉今天发生的事像是做梦一样。

第二天,我在全身奇痒无比的状态中醒了过来,我被跳蚤给袭击了。雨停后,村长安排了全村摩托车技术最好的小伙送我。

山路一直在深不见底的山崖边盘旋,摩托车在稀泥的路面,一路漂移而下。

半个小时后,我终于见到了她们。

在一座低矮的屋子,我推开一扇老旧的木门,空空荡荡的屋里,家徒四壁。

除了靠墙有一张床,和一个矮小的案桌,再也没有其余的家具。屋子正中的火炉边,产妇徐丽芬正拿着奶瓶,给孩子喂奶。

抱着孩子的徐丽芬

看见我,裹着头巾的徐丽芬努力挤出一丝笑容,目光暗淡无光,透着一种无奈的悲苦。

其实,徐丽芬是个年轻漂亮的母亲,皮肤光洁,大眼睛,高鼻梁。

她怀中的婴儿用一个绣花包被裹住,两个小脑袋在同一个包被里,这样的情景我还是头一次看见。

我轻轻走近,其中一个闭着眼睛仿佛睡得很熟,另一个正在用力吸着奶瓶里的奶,一只小手从包被里伸了出来,不停地抓握着。

徐丽芬把小手塞回包被里,不一会儿,小手又伸了出来。

因为我的到来,屋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,熟睡的小家伙也醒了,她睁开惺忪睡眼,另一个也吐掉了奶嘴,开始大哭。

一个哭,另一个也哭……

徐丽芬拍着哄,但好像作用不大,她把孩子放到腿上,解开了小包被想看看是不是尿了。

当这对小家伙完全裸露在我眼前的时候,我发现她们从胸部到腹部完全粘连在一起,而且只有一个肚脐眼。

由于面对面连体,她俩的双手不时做出拥抱状,四只小脚从包被的束缚中解脱出来,也开心地乱蹬。

“怪胎”一点也不怪,甚至还有些可爱。

我猜她们只是胸腹的皮肤连在了一起,做个手术分开,就是两个漂亮的双胞胎姐妹。

梁家村虽然通了电,但全村当时还没电视机,他们都不知道记者是干什么的,也对我的到来更加好奇。

徐丽芬一家也只以为我是来看热闹,我告诉他们,我来是要把连体婴儿的事报道出去,如果有医生看到后,说不定能够帮助她们做分离手术。

徐丽芬的眼神亮了一下,又暗淡了回去。

大家还是不知道记者能干什么,他们找来村里最德高望重的老人。老人一本正经给大家介绍,说记者很厉害,他们写的报道,省长都看得到。

我后来才了解到,这老人是一个老红军,孩童时期就跟着红军长征,途径宣威时在一次战斗中负伤,流落到了梁家村,伤好了红军早已远去,他也就留了下来。

前几年听说政府对老红军有补助,他找了很久终于落实了政策,一个月有70元补助。

老红军无儿无女,这些钱大都拿来救济村民了,他不仅是村里最富有的,也是最有威望的。

听老红军一说,大家这才半信半疑,七嘴八舌给我介绍起来。

徐丽芬今年21岁,结婚三年才有了身孕,当地的接生婆发现她的身体特征比较突出,建议她到县城医院去检查。

可因为家里穷,出门的路又不方便,徐丽芬始终没有到过医院,直到羊水破了,才把接生婆叫到家中,准备接生。

当婴儿的头部出来后,就没了动静,身体像是被什么东西给卡住了。

凭着多年接生的经验,接生婆隔着肚皮小心地探查,结果摸到还有另外一个头。

她是一阵惊喜,连说是双胞。若再拖延下去,不仅在子宫里的婴儿会窒息而死,连产妇的生命也难保。

接生婆果断将手探进产妇子宫,把一孩子的头拨向另一孩子的头边,然后用力将两个孩子拉了下来。

女人生孩子都是鬼门关走一回,我也是做母亲的人,根本无法想象产妇那是何等疼痛。

接生婆仔细一看,自己拽出来的竟然是一对从未见过的连体婴儿。

没有呼吸,更不会哭。接生婆倒也沉稳,知道是因分娩时间过长,缺氧了,赶紧用纱布盖着婴儿的嘴,做起了人工呼吸。

命大,十多分钟后,两个婴儿“哇”一声啼哭开来。

当两个孩子抱到徐丽芬跟前时,年轻的母亲当场给吓晕了过去。

很快,徐丽芬生了怪胎的事情在全村就传开了,人们纷纷来到徐家,人进人出乱成一团了。

产妇不省人事,连体婴儿哭得声嘶力竭。徐丽芬的丈夫梁中恩早已手足无措,蹲在墙角哭了起来。

到下午15时,徐丽芬已两次昏迷,每次醒后就病情加重,全身僵硬,不时抽搐,发疯般地咬自己的舌头,满嘴都是血。

就在危急关头, 也不知是谁说了声:“我们凑钱吧,不赶紧送医院抢救怕是人要没了。”

村民们闻言纷纷响应,5元、10元的、1角,甚至还有硬币,一下午,收到满满一大簸箕,共4800多元。

梁家村是有名的贫困村,全村有80多户人家,共400多人,户年均收入600元左右,这些钱,是乡亲们省吃俭用很久才能攒下的。

大家说捐就捐,没有登记名字,更没有说要还。

村民们又赶紧联系车辆,唯一的手机没有信号,只能派腿脚好的到山顶去打电话,外面的司机一听,都说路太危险不敢去。

直到晚上8时,才联系上一个中巴车司机,他是个退伍军人,曾经是部队汽车连的骨干,他果断停下手中生意,赶往梁家村送产妇上医院。

可此时,又一个难题摆在了大家面前,从村委会到徐丽芬家的羊肠小路,许多狭窄的地段中巴车根本无法通过。

村民又自发拿上工具,去修路了。当时天已经黑了,大家举着火把和手电筒,挖的挖、抬的抬、铺的铺、垫的垫。

村民在修路(来自央视纪录片《同心劫》)

从山下往上看去,一路都闪着手电的光。没想到这些村民如此穷困,却又如此的善良团结。

第二天凌晨,徐丽芬被送进了县城医院,经过医生全力抢救,三天三夜才恢复了神志,刚开始她有些失忆,忘记了自己生孩子的事。

后来想起时,一下着急起来:两个女儿怎么样了?她们可是自己拿命换来的呀。

虽仍处于危险期,徐丽芬固执要求立即回家。

母亲的预感是准的,她昏迷的这些天,家里已乱得如同炸了锅。

村里的老人说,这样的娃娃从没见过,连听都没听过,恐怕是不祥之物,会给村子带来厄运,不能留。

留守的婆婆很矛盾,两个孩子还活着,总不能弄死她们呀。

再说儿媳妇也不知生死,要是回来问她要孩子怎么办,毕竟是她怀胎十月生的呀。

不能处死,眼睁睁看着她们死也做不到。家里啥也没有,她每天只有兑点白糖水给她们喝喝,是生是死只能看她们的造化。

命不该绝,两个孩子就这样活了下来。

徐丽芬在医院时,医生已经告诉过她,连体婴儿不是怪胎,还有成功分离后健康长大的。

可当医生告诉他,分离手术可能要二三十万,徐丽芬沉默了。

这个天文数字,一家人不做梦都不敢想,梁家村里的所有人,都不敢想……

了解完情况后,我马不停蹄赶回县城,找网吧开始写稿,早一点把新闻发出去,就能早点帮助到连体女婴。

我写完稿子连夜开车回了昆明。

第二天一大早,我接到昆明市人民医院的热线电话,说院长李立看到了新闻,说想了解一下详细情况。

我很激动,预感到连体婴儿分离的事有希望了。

李立是肝胆科专家,十年前从美国获医学博士学位回国,是我国在该领域的国宝级人物。

翌日一早,我陪同医疗队重返梁家村。这一次,梁家村万人空巷等候在村口,迎接专家组。

一个裹着小脚,满头银发的老奶奶也站在人群等候,我好奇一问,才得知她今年已经97岁,是村里最年长的老人。

老奶奶说自己活了近百岁,第一次见到省里的大领导,要感谢毛主席他老人家呀。

时间紧迫,专家组只在徐丽芬家呆了几十分钟,李院长决定带连体姐妹回昆明,做详细检查。

离开阿都乡的时候,天已经黑了,又下起了小雨,几百村民跟着汽车和医生道别。

第二天凌晨,车队回到昆明,所有人都非常的疲惫。但一进医院,李院长便直奔医院ICU病房去看望危重病人。

路途遥远,小家伙们可能一路颠簸得难受,显得很烦躁,哭闹不停,儿科主任亲自给小家伙洗了澡,这是孩子出生后第一次洗澡。

安排完这一切,已经是凌晨4点半了,我匆匆赶回家简单洗漱一下,吃了口早餐就赶紧返回医院。

我很想早点知道,这两个小家伙究竟能不能分开。

连体姐妹经过医院全套的检查,结果喜忧参半。

和我想得不一样,她们不是皮肤相连接,而是两颗心脏前壁相连,共用肝脏,畸形发生率为10万分之一。

李院长咨询国内外专家后,认为分离还是有希望的。

只是手术不能马上实施,两个孩子营养不良,一点皮下脂肪都没有,需要先增强体质。

连体婴儿的报道引来了爱心读者的广泛关注,捐款捐物的蜂拥而至,医院工会就牵头发起捐款。

不仅分离手术费用进行院内募捐,就连徐丽芬夫妇的食宿也完全免费。

经过三个多月的精心护理和治理,两姐妹各项体征已趋于正常,分离手术的最佳时机到了。

9月14日,云南首例连体婴儿分离手术正式实施。作为唯一进入手术室的记者,我和医生一样,进行了严格的消毒换装。

此时,麻醉已经起了作用,连体姐妹静静躺在手术台上,但她们的小手始终相互环抱着。

医生试着把各自的小手摆放在身体两侧,四只小手又不由自主地抱在一起。看来她们已经习惯了这样亲密的姿势。

手术室里越来越安静,所有的医生都在有条不紊忙着自己的工作,下午1点左右,李立院长主刀开腹,进行腹部分离。

如果不是跟踪报道连体婴儿,我不会了解这个手术有这么复杂,这像是一个庞大的工程,更像是在打一场艰难的硬仗。

四个小时的紧张操作,连体婴儿共用的肝脏被成功分离,手术进行得很顺利,手术室里的气氛相对轻松了很多。

接下来李院长要打开她们的胸腔,俩人共用的心包被顺利分离开来后,心脏呈现了出来。

分离手术(来自央视纪录片《同心劫》)

意外出现了,和检查的结果不一样,两个心脏竟然相融生长。这就意味着,两姐妹心室相通,她们共用一个心室。

经过紧急台上会诊,该心脏属于罕见的畸形心脏,目前,全球医学界尚无有效分离技术。

晚上9点,手术被迫终止了。

手术室门口,徐丽芬正眼巴巴等着我,我虽然很难开口,还是故作镇定说,娃娃好好的,没事。不过……她们暂时分不开。

心脏分不开,人就分不开。

徐丽芬眼泪顺着脸庞汹涌而下,她嘴里说着谢谢,但直到医生们全部离开,依然呆呆坐在手术室门口的椅子上。

“如果我怀孕时能像城里人一样,有条件做个检查就好了……”徐丽芬后来反复和我说着这句话。

我找不到安慰她的言语,我进梁家村一次都何其之难,她怎么可能有条件去做产检!

一个月后,我再次重返梁家村,送连体婴儿回家。

她们术后恢复得很好,可以回家修养,等待找到人工心脏后,进行下一次手术。

目前,真正能够解决的办法是心脏移植,要有两个心脏才能够救活她们。但那么小的婴儿做心脏移植,全球也没有先例。

离开时,我一再交代徐丽芬夫妇,一定要照顾好孩子,等着我下次去接她们。

医院为她们捐赠了大量奶粉和婴儿用品,足足拉了一大车。

但没多久,我就接到了徐丽芬的电话,说孩子感冒发烧了,她们刚送到宣威市人民医院,怕是不行了。

我一听急了,放下手中的工作就往宣威赶。

等我赶到医院时,连体姐妹已经抢救无效宣告死亡,看着哭得不成人样的徐丽芬,我当时真的特别难过。

因为李院长刚刚联系到德国一家机构,对方愿意无偿捐助两颗人造心脏,价值高达300万元,只等孩子身体恢复就可以签署手术协议。

因为通讯不便,这个喜讯我还没来得及告诉徐丽芬。

我不明白,两个孩子那么大手术都经历了,怎么能一场小小的感冒就要了她们的命。

连体婴儿出现感冒症状是在头一天晚上,乡卫生院院长得知情况后,去对孩子进行了医治,当晚状况有明显好转。

次日凌晨5点,整夜未眠的徐丽芬发现孩子呼吸突然急促起来,她意识到病情有反复,于是和丈夫背上孩子出发前往宣威市。

没有交通工具,夫妇背着孩子一路徒步,从天黑走到天亮,一直走到乡政府才搭上班车。

紧赶慢赶,直到傍晚才赶到了宣威市人民医院,孩子在她背上就没有了呼吸。

我听完更是生气,真的太大意了,时间就是生命,为什么不请人帮忙送一下,只要开口乡政府一定会帮忙的。

因为持续跟踪报道,连体女婴全国都在关注,阿都乡也因此上了央视。

徐丽芬委屈巴巴说,之前村里和乡政府已经帮得够多,不好意思再麻烦大家了。

冷静下来我也意识到自己有些过分了。

自从生下连体女婴,大家的关爱对于徐丽芬是莫大的心理负担,因为以她的能力,这辈子也还不了这份恩情。

她只是单纯不想再欠别人的,这有什么错?

如果不改变这里的贫穷,还会有无数个婴儿,会因为一场小小的感冒,而夭折在母亲的背上。

我再也没有勇气去和连体女婴告别,含泪离开了医院。

最后一次和连体婴儿见面,还是央视《讲述》栏目去拍纪录片时。

我在接受《讲述》栏目采访

记得摄制组录制完成,我们告别时,两个孩子忽然大声啼哭了,我赶紧去抱过来哄。

只见大颗的眼泪从两姐妹眼角不断滑下来,我担心进到耳朵里不好,拿了纸巾小心去蘸,婴儿皮肤太嫩,不敢擦。

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了,就对着俩姐妹说,你们是舍不得我们对不对?你们俩不要哭,要健健康康长大,等我找到人工心脏,我就来带你们出去做手术。

别看她们小,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。这样一说,两姐妹真的不哭了,大大的眼睛就那样滴溜溜看着我。

那两双大眼睛,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

连体婴儿的纪录片直到春节前夕才播出,这部梁家村村民全体参演的片子,他们无缘观看,因为村里一台电视机都没有。

但她们俩的命运却牵挂着全国人民的心,山东青岛的江海鹏辗转要到我的电话号码,说想捐点钱给徐丽芬家,让她能过个好年。

我比谁都清楚,捐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她们家的问题。

听说江海鹏公司是制作衣服的,有8千多员工,我大胆建议他有没有技术难度也不太大的工作岗位,可以提供给梁家村的年轻人。

江海鹏一听很兴奋,说只要梁家村青年愿意去,他举双手欢迎,本来他的企业每年都要招上千人。

没过几天,江海鹏又打来电话,说过完年就把他的助理派过来,全力配合我。

果然雷厉风行,正月十五都没到,助理就到了昆明,我也放在手中的事,再次重返梁家村。

一路上我幻想着,我这一去,肯定很多青年争先恐后都来报名。

我想得真是太简单了。

刚到乡里,屁股还没坐热,迎面就泼来一瓢冷水。书记说我不务正业,一个记者,怎么搞起劳务输出,要是出了问题谁负责。

而且听说我主要招女工,更觉得我有不可告人的目的,担心我把这些女孩子给拐卖了。

我只能返回市里,利用记者的身份寻求帮助,跑了两天终于是拿到了尚方宝剑,可以随时进山招工了。

然而,令我更想不到的是,更大困难还在后头。

徐丽芬再见到我,犹如老友重逢,听说我让他们去打工,夫妻俩虽然有点害怕,但咬咬牙答应了。

说是要回报我的恩情,我让他们做什么,他们就做什么。

除了徐丽芬夫妇外,再也没人愿意跟我们走。

这里的村民非常善良,更是把我当成贵宾,给我去河里抓鱼,把过年才舍得吃的火腿拿出来煮给我吃。

然而,一说让她们出去打工,却没一个人愿意。

我也没法给他们看电视,只能拿着刊发的报纸,一家家去保证,这些报道都是我写的,我是记者,不是骗子。

每次我走到哪里,就有一群人跟着,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,总之就是不愿意走。

有的说政府会发救济,人走了就领不到救济了;有的走了家里的地谁种?还有的说家里养着一头猪,怎么都舍不得……

徐丽芬也极力帮我当说客,动员大家要相信我,说汤记者是好人,不会害大家。

我忽然发现,想让一个人心甘情愿地背井离乡去挣钱,是有多么的不容易,他们宁愿穷也不愿意冒险。

她们只是对未知的世界有天然的恐惧。遥远的大都市,不要说这些十七八岁的女孩,就是她们的父辈,也都没听说过。

这里气候恶劣,没有土地,没有资源,不走出去哪有改变命运的机会。

阿都乡的环境

转眼间一个星期过去了,除了徐丽芬,没人愿意跟我们走。

江海鹏得知消息后,虽然他的企业很缺人,经过斟酌,还是决定先把第一批送去他朋友的公司,那是一家知名企业。

我一听,当然很高兴,国内知名企业,乡里一查都知道,也不怕我骗他们了。

最后我又厚着脸皮请乡长和我们走村串户作动员工作,经过一番努力,终于有30个年轻人同意外出务工。

3月8日,妇女节当天,第一批务工青年正式出发,24个女青年都穿上了她们最好的衣服。

她们都是十七八岁的女孩,如果不外出务工,马上也就结婚生子了。

县里的领导很重视,专程来送行,给每个人都戴大红花。乡长开玩笑说,要授予我“阿都荣誉村民”。

上路了才发现,这个荣誉可真不容易。

大家都是头一次走出大山,车上的管理就成了一大难题。

随地乱扔垃圾,在车厢里到处乱窜,厕所使用也得手把手的教,列车途经站点停靠的时候,更怕有人跑下车掉队。

两天提心吊胆,终于把大家带到目的地,走进大厂的工业园区,别说阿都青年,就是我这个见过世面的记者,也是眼前一亮。

工业区里有街道,学校,医院,厂房和员工宿舍分区而立,宿舍有专门的访客室和值班室,每间都有独立的卫生间和晾衣阳台。

看到水龙头一扭,水就哗哗流出来,还24小时有热水时,姑娘们忍不住啧啧称赞,眼里也冒出了光。

负责人告诉大家,培训3个月,包吃包住600块钱,培训结束正式上岗的,就拿1200块岗位底薪加计件工资。

一个月能挣这么多钱,人群一下子就炸锅了,忍不住窃窃私语起来。看大家如此兴奋,我也为之高兴。

但很快问题又出现了。

“身份证不能给,听说这个合同好比是卖身契,不能签!”不知人群里是谁喊了一句,大家都捂紧了口袋。

我被打了个措手不及,赶紧跟大家解释什么是“劳动合同”,没有身份证,合同就签不了。

签不了劳动合同,就分不了宿舍,这一晚,我们住进了厂区的宾馆。

带队的四个人先开了会,一想到那么辛苦说服她们出来,肯定不能再带回去。

当时电视正在播放着一部战争剧,我一下有了灵感。找了他们中的四个团员,让团员发挥带头作用,做好管理工作。

动员工作很有成效,第二天上午,劳动合同顺利签完,大家希望尽快开始培训,早点挣钱。

徐丽芬夫妇选择了住夫妻房,夫妻房不免费,每个月要200块的房租,但房间有卫生间和厨房,可以开火做饭。

昨天还个个闹着要回家,今天一切都上轨道了,我的心情跟坐过山车一样,担心他们不能适应,建议其他带队人员多留两天观察。

我离开的时候,和大家在食堂告别,每个人都穿着整齐的工装,看着她们焕然一新的形象。这一路,所有的操心都是值得的。

都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,她们没有机会靠读书走出大山,我相信行万里路,也能改变她们的命运。

以后她们结婚生子,一定可以像城里姑娘一样做产检了。

回云南前,我转道青岛即墨见了江海鹏,他说一定要当面感谢我,是我帮他还了欠下多年的救命之恩。

江海鹏也是退伍老兵,参加过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,当时战争环境异常严峻,他和战友迷路了。

因敌人在河流水渠里投了毒,5天5夜后,饥渴和紧张已经把他逼到了生存极限,眼前开始出现幻觉。

就在这时,突然看到丛林深处有一间草屋,他们分不清是虚幻还是现实,凭着求生的本能,俩人走近草屋,万幸是真的。

屋里如果是敌国的百姓,手无缚鸡之力的俩人肯定是死路一条,但不进去也是死路一条,只能一横心走了进去。

俩人进屋后,屋里啥也没有,连个床铺都没有,直到昏暗的角落里,慢悠悠站起来一个老妇人,问有什么事。

姜海鹏一听对方的口音,大概知道自己回到了中国境内,赶紧说和部队走散,已经5天没有吃过任何东西。

说完这句话,两个人瘫倒在地,彻底饿晕了过去。

江海鹏是在鸡汤的诱人香味里苏醒过来的,在这深山老林里,他头一次吃了鸡肠子,青岛人是不吃鸡肠子的。

吃饱喝足,江海鹏和战友终于缓过劲来,才得知老妇人宰了唯一的下蛋鸡救了他们。

在老妇人的指引下,江海鹏顺利找到了部队。他心中暗暗发誓,等战争结束后,一定要回去找老妇人,好好感谢她的救命之恩。

然而,战争结束后,江海鹏晋升为营长,部队工作很忙,直到退役后才闲下来。

他第一时间来到云南文山,想凭着记忆去寻找那处草屋,可惜却是怎么找都找不到了。

这些年他老是想起老妇人,心里总觉得是云南妇女救了自己的命,这个恩情得还。

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,竟然会从两个连体婴儿开始,最终让阿都的女孩能长期顺利走出大山。

江海鹏还决定在阿都乡设立培训站,免费提供制衣设备10台,派专人指导授课。

即墨市有上千家轻纺企业,轻纺企业的员工需求量多大20多万。

江海鹏的爱心也感染了多家企业,很短的时间里,即墨市的企业纷纷走进云南大山,扶贫帮困。

都说,种善因,得善果。估计谁也不会想到,深山老妇人的一个善举,竟然会在若干年后,在云南另外一群女孩身上结出善果。

一年后,春节刚过完,我就接到徐丽芬的电话,他们夫妻休探亲假回家过年了,回青岛时特别要来昆明看我。

初春刚下过雨,特别冷,夫妻俩大包小包正在公交车站等着我,我看徐丽芬冻得鼻涕都流老长,有些埋怨她怎么不多穿点。

她笑着说自己不冷,这次是代表大家来看望我的,她们都很好,让我放心。

夫妻俩不仅给我带了老家的火腿,还有一套大红色的保暖内衣。

我看她冷成那个样子,让她赶紧先把保暖内衣穿上,她死活不肯,说这是夫妻俩的心意,让我无论如何要收下。

那是一套价值480元的保暖内衣,我不知道夫妻俩这一年是如何省吃俭用,才舍得买下这份近乎奢侈的礼物。

记得连体婴儿刚出手术室时,徐丽芬曾和我说过,她做过一个梦,梦见两姐妹从大山上跑下来,说要帮她收包谷,那是她梦寐以求的生活。

此刻,她正勇敢坐上公交,迎着都市的寒风,去孕育新的生活。

也挺好。

我曾问过汤布莱,做记者写好连体女婴的报道就行,为什么想要把其他女孩给带出来。

她说,不带出来,她们就和徐丽芬一样,十八岁结婚生子,祖祖辈辈靠天吃饭,靠命生娃。

贫困不仅指的是没有钱,也指缺乏教育和信息的状态,这是汤布莱走进梁家村最大的感想。

这里没有土地,也没有资源,气候又恶劣,留下根本不可能有出头之日,她们连基本生存都保障不了,何来生育保障。

对于她们来说,“努力”从那里摆脱出来难度是非常高,她们那么的纯朴和善良,却因为出生过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生活。

所以每个走进大山的人,只要有能力,都会天然想要帮帮她们。这是文明的力量。

(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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